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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人类世工作组（AWG）投票赞成将人类当前所处的时代划分为新的地质时代——人类世。这一提议将提交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IUGS）各级机构表决，结果或将于2024年8月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37届国际地质学大会上公布。
近年来，无论在科学界内部还是公共领域，围绕“人类世”（Anthropozän）这一概念，人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下文关于“人类世”的五种叙事向我们展示出，不同的叙事结构将在创造社会和政治意义上起到怎样不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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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世”这个概念标示着一个新的地质年代，在这个新纪元里，人类对整个地质系统产生了主导性的、地球物理学方面的影响，并且也正因此，人类需要为地球这颗行星的未来负责。与此同时，这个概念意味着一项新挑战，即人类需要重新确定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自己在宇宙之中的位置，并且人们需要以负责任、有担当的态度对待极其有限的自然资源。围绕着人类能动性的前提条件、作用范围和限度的讨论尽管刚刚展开不久，但却产生了完全不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相互矛盾的叙事，它们清晰地表达了截然不同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而且因此表明了有关人类世的讨论所具有的重大政治意义。
2000年，大气化学家、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保罗·J.克鲁岑（Paul J. Crutzen）与生物学家尤金·F.斯托尔默（ Eugene F. Stoermer）将“人类世”这个概念引入到环境科学领域的探讨中[1]，试图借助这个名词来捕捉人类活动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也就是通过地质学标准把握人为造成的气候变迁。这个名词旨在表明，所谓的“全新世”（Holozän），即大约在12000年前开始的间冰期（Warmzeit）就此结束；在全新世，气候条件相对比较稳定，从而从根本上为人类文明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可能性。2002年，克鲁岑在著名的学术期刊《自然》（"Nature"）上发表了一篇后来被广泛引用的文章，他在其中就“人类世”这个概念做了补充说明：“在过去的三百年间，人类对自然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大幅度增强了。由于人类活动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全球气候可能会在数千年时间里大大偏离其自然发展路径，因此，从许多方面来看，将现在这个由人类活动发挥主导影响的地质时代称为‘人类世’，应该是恰如其分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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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业革命以来，急剧增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及人类活动对全球气候所产生的灾难性影响，深刻地改变了地球系统。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曾经认为的大自然的变迁是有韧性、缓慢、且可以预见的，已经成为一个过时的观念。[3]根据文化地理学家厄尔· C.艾力斯（Erle C. Ellis）的计算，在地球表面适宜居住的地区，至少有75%的地方其自然环境已经被人类深刻改造，艾力斯将这种现象称为“人类生态系统”，他是从生物群落、大型生态栖息地等概念中提炼出这个名词。[4]根据艾力斯的这个概念，所谓的“自然”由此就变成了大规模的、全球性的人造自然，也就是被人类从文化和技术角度进行改造后的自然：我们不能再将地球系统和人类分开考虑了，人类已变为一种地理要素。
“人类世”这个概念在过去的十几年中迅速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学术领域里，从地理学和环境系统科学，经由社会经济学被引入到法学、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最后又走进考古学、哲学、神学，以及历史学、文学和文化学。最初的理论早已演变成错综复杂的、跨学科的术语网络，在那里，“人类世”这个名词成为连接各个学科的桥梁性概念，它是科学界与社会领域的共同任务，也是一个在人与自然关系上需要反思的关键词。[5]
在这些年里，关于新的地质时代的理念，通过各种媒介、大众科普读物，还有数不胜数的纪录片在公众间广为传播。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周刊在2011年5月11日刊载的封面文章标题就是——“欢迎来到人类世时代”（"Welcome to the Anthropocene"）[6]，另外，蕾切尔·卡森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Rachel Carson Center）也在2014年至2016年期间，与慕尼黑的德意志博物馆（Deutsches Museum München）共同举办了主题为“欢迎走入人类世时代”（"Willkommen im Anthropozän"）的大型展览。大概在同一时期，座落在柏林（Berlin）的世界文化之家（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在克鲁岑的带领下，开展了大型跨学科研究项目——“人类世项目”（2013年-2014年），在这之后又有进一步的跟进活动——“科技领域”项目（2015年-2019年）和“人类世系列讲座”（2017年-2018年）。除此之外，在匹兹堡（Pittsburgh）的卡内基自然历史博物馆（Carnegie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也举办了主题为“我们就是大自然：生活在人类世时代”（"We Are Nature: Living in the Anthropocene"）的展览，该展览试图探索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来自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反响表明，这个最初源自地理学领域的术语现在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概念”，由此“曾经存在于科学界与公众领域之间各种不同层次上的既定界限（……）正变得越来越模糊”[7]，同时，人们也开始通过新的视角阐释人类的文化活动对大自然产生的巨大影响。
在这个过程中，在科学界和大众媒介领域，围绕着“人类世”这个概念，展开了声势浩大且时常是针锋相对的讨论。将这场大讨论中的各种论述作为不同的叙事进行理解，也就是将它们看作提供了社会意义和政治含义的、在叙事结构下展开的故事，将有助于更好地定义“人类世”这个概念，同时也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晰地理解这个术语中所蕴含的环境政治学内涵。因此接下来，我将先简短地介绍“人类世”这个名词，然后，尽管这是一个来自科学领域的术语，我仍然要展示它所具备的叙事结构。在此基础上，我将区分人类世的五种不同叙事，并对它们加以讨论。
概念的提出及其发展历程
尽管“人类世”这个概念是2000年被科学界确定下来的，但是，早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就已经出现了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先导概念，例如“人类纪时代”（"era anthropozoica"）（由意大利科学家兼神父安东尼奥·斯托帕尼（Antonio Stoppani）在1873年提出）、或“灵生代”（"psychozoic era"）（由美国地理学家赖康忒（约瑟夫·勒·康特）（Joseph Le Conte）于1877年提出），还有关于“人类是地质代言人”的谈话（由俄罗斯地质学家弗拉基米尔·弗纳德斯基（ Vladimir I. Vernadsky）在1913年发起），或者有关“人类纪”（"anthropogene"）的想法（由苏联科学家阿列克谢·巴甫洛夫（Alexei Pavlov）于1922年提出），以及“人类时代”（"anthrocene"）的说法（由美国气象学家安德鲁·雷夫金（Andrew C. Revkin）于1992年提出），或是与之类似的“人类纪”（"Anthropozoikum"）（由德国学者胡伯尔特·马克尔（Hubert Markl）在1995年提出）。[8]
从2009年以来，地层学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Stratigraphy (ICS) ）就组织了一个由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38位学者所组成的人类世项目小组，他们在古生物学家扬·扎拉谢维奇（Jan Zalasiewicz）的带领下，就人类世能否被确定为新的地质时代提供各种专业信息。尽管一直没有做出最终的决议，而且尚无足够可靠的地层数据能够全面验证有关人类世的科学假设，也就是说，在地球岩层里检测到一定量的人类活动痕迹。但是到2016年8月，在人类世这个论题的探讨上，还是抵达了其第一个里程碑。在第35届地质学大会（Der 35. Kongress der Geological Society）上，地层学国际委员会人类世项目小组成员以压倒性的多数赞成就此宣布，我们现在已经身处人类世时代了。[9]德高望重的学者们纷纷将这一假设与伽利略（Galilei）的宇宙学革命、达尔文（Darwin）的生物进化论、或是弗洛伊德（Freud）的精神分析学说相提并论。[10]
引人注目的是，大部分出版物都就这个新的地质时期究竟从什么时间开始展开了讨论。有一种假设认为人类世时代是从大约117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开始的，不过这种假说并没有被普遍接受。关于这个新地质时代的开始时间，人们讨论最多的集中在以下三个时间标志上：（a）第一个假设是1610年，其原因是这个时间是在北美洲和南美洲被征服后的一个世纪，而被征服地区在此期间已经发生了巨大变迁；[11]（b）第二个假设是1784年前后，这是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发明蒸汽机的时间，而蒸汽机的问世促使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发生了工业革命；[12]（c）第三个假设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类社会随着高度工业化而“进入核能源时代（Nuklearzeitalter）”这一时间，这个阶段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呈几何级数增长而被称为“大加速”（Great Acceleration）的时代。[13]自然科学家们认为最后一种假设最有说服力。[14]
除了核武器实验导致放射性物质在大气中沉淀之外，合成性复合肥料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使用是另一个污染源，后者排放出铝、重金属、人工技术合成化石和塑料——特别是以微塑料颗粒形式存在的塑料制品，它们污染了所在地的水系，进而流入全球各大海洋，同时也进入到食物链当中。这些污染物即便历经数千年，也仍然能够从沉积物中检测出来。通过将人类世这个地质时代的开始时间确定为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大加速”时期，人类世与人类应采取充满责任感的行动这一倡议也交相呼应。当然，一边是面对难以预见的未来所承担的非常抽象的责任，另一边是要将个体、群体、国家、甚至是全球共同体动员起来，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当下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在学术论文还是在大众媒体中，人类世往往都是以某种叙事形式呈现出来的，也就是通过设定主角、事件链条、包含因果关系的情节，以及确定能够表达相应涵义的特定的空间和时间结构，来对人类世展开阐述。在这个有关新的地质年代的历史陈述中，其所设定的主角完全打破了常规——这里的主角是人类。由此可见，人类世之所以表现为一种叙事，是因为：第一，人类在这里被理解为一种地球物理力量；第二，它展现了深度时间的维度（“深度时间”是一个地质学的时间概念，指的是“地球历史上非常漫长的时间尺度”——编者注）；第三，在这个叙事中，是以这颗行星的视角审视全球性的环境危机；第四，在这里大自然和文化结合成不可分割的整体；最后，从这一整体中推导出人类面对地球系统所应该担负的道义责任。
人类世的五段叙事
在政治性和社会性话语中，面对充满复杂性的问题，叙事有助于传达一种意味深长的秩序，并且借此对公众进行动员。因此，在这里，有三个叙事要素就显得尤为重要：首先是情节，它的内在逻辑构造了行动的核心；其次是受害者、问题制造者（“恶棍”）和问题解决者（“英雄”）的形象；最后是故事的道德教益。在政治话语中，叙事通过受害者引起我们的同情或是愤怒，故事中的恶棍让我们生气甚至激愤，而叙事里所描述的英雄则引起我们的钦佩之情，我们支持他们，以他们为效仿的榜样。情节将问题制造者、受害者和解决问题的人联系起来，并且说明其中的寓意：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与不同的利益诉求和各种价值观相匹配的叙事，将会针对所选定的不同目标群体进行动员。[15]
在林林总总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文化学的出版物中，我们可以发现有关人类世时代的五种叙事，它们分别是：灾难或启示录叙事、法庭审判型叙事、“大变革”叙事、（生物）技术叙事以及互相依存叙事。[16]
灾难叙事
鉴于全球范围内的环境都遭到严重的破坏，一些学者将人类世称为“所有破坏生态环境邪恶行为的总和”[17]，而人类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星球的破坏者，或者也可以说是“寄生虫”。在创造“人类世”这个概念时，文化哲学家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谈到了“世界末日逻辑”；在他看来，“人类世”的观点实际上传达了一则“人类正面对着从道德政治领域里所发出的无比紧迫的信息”，因为人们终于领悟到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从而失去了“在浩瀚宇宙中的悠然自得”（"kosmische Unbesorgtheit"）。[18]科学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博纳伊（Christophe Bonneuil）也用“生态灾难叙事”来描述人类世。[19]他的同行于尔根·雷恩、以及哲学家贝恩德·谢勒强调，“面对世界末日的威胁”，人类必须要采取行动，并且应该对“人类世的观念”进行“反思”[20]。另外，科普专栏作家伊丽莎白·科尔伯特（Elizabeth Kolbert）撰写了纪实报道《大灭绝时代》（"The Sixt Extinction"），在这篇获普利策奖（Der Pulitzer Preis）的作品中，科尔伯特着重指出，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里有大量物种正在迅速消失，而这正是人类世的核心特征。[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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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同人类世灾难叙事假说的一些自然科学家认为，最关键的问题是，当下人类社会和未来文明的生存都面临威胁，尤其是如果那些对持续增长意识形态抱有支持态度的人们一直为所欲为下去，则更是如此[22]；与此同时，这些学者也强调了目前仍然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在“地球范围之内”重新调整人类行为所造成的各种偏差。[23]
灾难叙事将受害者放在中心位置，从而强调，人类的继续存在是以保全其所在的星球为前提条件的。在各种科学论文和小品文中经常引用的一个比喻是“生病了的地球”（"kranker Planet"），这种说法可以从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作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91年）中找到出处，尼采在那里称人类便是“地球所患的一种疾病”（ "eine der Krankheiten der Erde"）[24]。在有关人类世的灾难叙事里，清晰地呈现了“人类状况”的悲观前景。与此同时，这种视角让人们在面对能够预见到的结局时，反观自己的文化，批判性地反思当下，并且因此发出道德呼吁，让人类这个问题的始作俑者担负起应尽的责任，同时也敦促人们重新思考今后应该采取哪些保护地球的行动。
法庭审判型叙事
法庭审判型叙事所讨论的问题，同样也是地球遭到广泛且持续不断的严重破坏，但是，它将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谁应该为这些损害负责，放在了叙事的中心位置上。因此，这种叙事的情节是按“找出谁是真凶”的侦探小说模式展开的。历史学家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指出，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对全球南方国家的穷人带来了更大的影响，也就是说，各地区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全球气候变化，为不同地区人们所造成的负担并不一致。[25]对于许多支持有关人类世法庭审判型叙事的学者而言，毋庸置疑的是，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主要元凶就是西方工业国家、以及他们的“技术专家治国主义精英”，这也就是为什么斯洛特戴克也将人类世称之为“欧元新世”（Eurozän）或“技术新世”（Technozän）[26]。与之类似的是，也有人创造了“资本新世”（Kapitalozän）这种说法，因为工业化进程是与现代资本系统和西方金融市场联系在一起的[27]。在这里，造成全球生态环境损害的原因，是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社会—经济秩序系统，因而这一体系的的拥护者应该对此负责，承担相应的罪责。由此可以看到，在法庭审判型叙事中，不同的名称指向了不同的肇事群体和不同的历史陈述。
当涉及到责任人以及必须采取的政治、技术、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措施时，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难题，即我们一直是将人类作为一个集合性主体加以讨论的，而他们却完全不可能作为一个集体采取统一行动。当克鲁岑、斯蒂芬和人类世项目小组的成员谈到“对地球系统负责任的管理”（“a responsible stewardship of the earth system”）时[28]，他们认为“对于全球变暖”应该本着“共同但有差别的负责”原则，更精确地区分谁应该为哪些损失买单[29]。当我们用人口增长、化肥使用量、大坝建设、水资源消耗量、造纸产量、运输系统和通讯系统以及其他的一些指标来衡量不同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时，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人类对地球系统的最大影响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OECD-Welt）”[30]。尽管中国和印度在这几年才强有力地追赶上来，但也应该列入当下的肇事者群体当中。
围绕着大变革展开的叙事
有关人类世的大变革叙事认为，只要能够迅速采取行动，我们仍然有可能走出全球性的环境危机，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叙事里，强调的是问题的解决方案，其情节会向着假想中的大团圆结局发展。在这里，一个能保证人类后代继续生存的未来，是通过一种混合策略得以实现的，即一方面是使造成环境毁灭的因素“最小化”，另一方面是凭借更完善的技术手段、更高效的环境开发以及在必要时通过将消费降至最低水平，采取“合理的适应性措施”[31]。
在关于生态现代化的讨论中，大变革叙事占有主导地位，一些著名的学者都是这种叙事的支持者，例如政治学家马丁·雅尼克（Martin Jänicke），还有波兹坦气候影响研究所创始人（ Potsdam-Institut für Klimafolgen (PIK)）、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Weltklimarat）终身委员汉斯·约阿希姆·谢恩胡贝尔（Hans Joachim Schellnhuber）。这种叙事的道德寓意是，根据事先预防原则，通过高效且富有远见的战略措施，将环境剧烈变化所带来的脆弱性和损害降至最低；同时，根据团结合作及“共同负担”原则，同样也在全球南方国家进行技术革新，从而通过生态现代化进一步推动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最终使得财富分配更加公平[32]。
大变革叙事描述了如何使社会—经济系统稳定地发挥作用。这应该通过民间社会的参与以及进一步的民主化得以实现，所以，全球范围的措施不仅是自上而下的，或者继续由工业国家下达指令，而且也应该以自下而上的路径，为地方行动开辟活动空间。
一些支持大变革叙事的著名学者阐述了如何通过改变消费态度与行为从而重新构建一个“负责任且持续发展的社会”，他们也谈到民主和市民参与的现代化进程，并且指出大规模的“文化变革”迫在眉睫[33]。在这种叙事中，社会性和政治性解决策略倍受重视。而在抽象的问题情境与具体的日常实践之间，是否可以建立有说服力的关联，则是决定该叙事可信性的关键。与此同时，人们在这种叙事中也表达了对于积极乐观的新故事的渴望，例如，科学记者克里斯蒂安·施瓦格尔（Christian Schwägerl）在他被广为引用的著作《人类时代》中讲述的就是诸如此类的故事，在这本书中，他指出，只要人类“作为地球的园丁组成一个高度多样化但互相密切联系的共同体”，那么可以看到人类的“未来将是绵延不绝的”[34]。
（生物）技术叙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生物）技术叙事是大变革叙事的激进版本，不过，这两种叙事之间也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一些拥护人类世理念的人们，积极传播生物未来主义思想和高新生物技术（它们并不一定都是绿色环保的），这类技术指的是在生态圈和大气平流层采取强有力的生物化学干涉措施，例如地球工程措施。由于地球工程可能产生各种副作用，因此人们围绕着这类新技术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许多人还认为，这些对环境采取的最新型干预措施（而且现在它们往往都是有意为之的）具有新普罗米修斯主义的特点，即科技的力量可能进一步导致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遭到持续不断的破坏[35]。
（生物）技术叙事是一种进步、乐观的叙事，它也确定了“绿色革命2.0”（Grüne Revolution 2.0）的理念，也就是通过可持续性集约化农业、蛋白质替代物质和新型食品生产技术来解决世界粮食供应难题。然而这是以使用转基因种子（大豆、小麦、玉米、大米）为前提的，这将进一步增强少数几家公司和个别研究机构的市场力量，从而可能再次加剧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不平等。
“生态运动2.0”（Ökobewegung 2.0）也产生了类似的相互矛盾的反响，与业界保持密切联系的美国突破研究所（ US-amerikanische Breakthrough Institute）所发表的《生态现代主义宣言》（Ecomodernist Manifesto）让生态运动2.0广为人知。这14条宣言承诺通过高效利用太阳能、当然也包括核能源，以及降低资源使用量，并且改善环境污染，从而提高能源利用率，最终为人类全体成员带来幸福繁荣，创造一个“即便不是伟大的，但也一定是美好的人类世时代”[36]。这种叙事将显而易见的技术精英与经济精英的权力集中趋势视为正常现象，而且也淡化了由此所带来的不可预见的副作用。此外，它还将技术精英看作新的“英雄”，认为仅凭他们便可以解决各种难题[37]。
互相依存叙事
在互相依存叙事中，有关人类世的理念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机会，在这里，人类是“由各种各样的行动者所组成的网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个网络中，还“包括动物、植物、物质和物体”[38]。这种观念的基本思想是，大自然不再是科学探索和科技开发的客体，相反，它恰恰与人类共同构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据此思想，人类也不再从其他物种中单独区分出来、分别思考，而是与其他物种组成一个相互交换的互动网络，人是这个网络的一份子[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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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哲学家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指出，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拒绝将物种分为三六九等以及“去人类身份认同”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麻烦，因为新近的政治经济学恰恰致力于“产生无形的决定性差异，尤其是结构性差别和不平等”。相比之下，后人文主义批判理论反对这种过于简化的做法，因为正走入新世代的“我们”，“不是作为同质化、匿名沉默的宇宙原子，而是以各种部落群体相互合作的方式”采取行动的[40]。这就意味着，并不是将人类所面临的难题交给某个抽象的人类或是技术精英去寻求解决方案，而是把它们托付给生存在不同地方的、以多元化为特征的、相互间结成网络联结的共同体，在这样的层面上探寻答案。诸如此类的理念，需要将各种各样的对自然环境、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研究，与实际的构建活动相互关联起来，形成合作网。在这里，将人类看作是集体化行动者的抽象概念，或者甚至是以新普罗米修斯理念理解人类，从而认为人类是超凡入圣、无所不能的想法，都失去了立足之地。
由此看来，互相依存叙事首先是对有关人类世及其先决条件的讨论展开了反思，但是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叙事不具备足够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互相依存叙事清楚地表明，人类“一方面被看作是生物物种，而另一方面也应该考虑到他们在历史、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差异性和异质性。”[41]因此，与泛泛而谈的普遍看法不同，一些学者提出有必要制定具体的政策，以降低气候变迁带来的影响，同时，他们也强调在日常生活中乌托邦理想和创造性的重要性。[42]
结语
有关人类世的五种叙事，相互之间或是交叉重合，或是针锋相对，从而凸显了对于人类世或是悲观、或是乐观的理解。当某种叙事强调环境遭到了如此恶劣且无法逆转的破坏，导致灾难不可避免的时候，另一种叙事却强调了在人类生态现代主义技术之外，还可以采取其他新型生态措施和技术行动，籍此为人类构造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即“美好的人类世”。
在动员能力方面，人类世的五种叙事各不相同：灾难叙事所呈现的画面是“没有我们人类存在的世界”，在那里受害者位于图画中心，由此产生了彻底反思、改变行动的紧迫性。在法庭审判型叙事的各种版本中，提出了不同的肇事者或者罪魁祸首（例如，工业革命之后的整个欧洲、资本主义制度、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各个工业国家等）；这种叙事认为全球南方国家是受害者，这些国家受到气候变化的伤害更大，因此，该叙事强调“共同但有差别的负责”，也就是说，需要在各个国家之间公平地分担气候变迁带来的影响。大变革叙事建立在有关生态现代化话语的基础之上，它将科学技术和开启民智作为应集中关注的解决方案，因此这种叙事强调应该从源头上减少环境破坏，并采取合理的、与业已改变的气候条件相适应的措施，同时，它也呼吁应该进行翻天覆地的“文化变革”，从而重新构建可持续发展社会。（生物）技术叙事同样致力于高效的解决方案和更加完善的环境保护措施，在它的情节里突出强调了权力机制和科技精英的重要性，并且，以新普罗米修斯主义——即重视技术革命的态度与大自然打交道，是这种叙事所拥护的目标。最后，互相依存叙事呈现的是一份强调自知之明的剧本，它认识到了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所以，在这一点上，这种叙事与其他四种叙事之间构成了反身性的映射关系。互相依存叙事成立的基础，是一种有关自然环境体系化的概念，依照这样的理念，人类与其他物种建立了相互交换、互动的网络，人是这个网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于是，从批判视角看来，人类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同质性统一体，而是在具体的行动能力和创造空间上各有千秋。
尽管有关人类世的五种叙事各不相同，但它们却拥有共同的结构，也就是它们都（有些也是批判性地）将人类对世界的威胁作为情节，从深度时间的视角探寻过去和未来，以整个星球作为参考系，在地球系统这个理念下，打破了自然环境和人类文化之间的边界，并且最终将焦点集中在人们应该承担起的相应的道义责任上，从而减少进一步的环境破坏，并保证人类文明得以延续。
可能要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结束的时候，会有令人振奋的事情发生：那个时候，地质学会（die Geological Society）将明确，人类世是否确实可以算作一个新的地质时代、全新世是否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于是，专业著作必须被重写，人类和自然的历史也都要被重新讲述。
关于作者
加布里埃尔·迪尔贝克在德国费希塔大学（Universität Vechta）担任文学与文化学教授。她主持完成了一项主题为“科学与文学领域中的人类世叙事：结构、主题、诗意”（Narrative des Anthropozän in Wissenschaft und Literatur. Strukturen, Themen, Poetik）的DFG项目（DFG-Projekt）（2017年—2019年）。
译者：江宁
此文于2018年5月18日首次发表于《从政治和当代史出发》网络版（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bpb.de）
原标题——人类世时代：关于地质新纪元的五种叙事
注解
[1] 请参考保罗·J.克鲁岑与尤金·F.斯托尔默的论文《“人类世”》（The "Anthropocene"），刊载于《全球变迁通讯》（Global Change Newsletter），2000年，第41期，第17页及其后页。
[2] 保罗·J.克鲁岑，《人类地理学》（Geology of Mankind），刊载于《自然》，2002年，第415期，第23页。
[3] 请参考克莱夫·汉密尔顿（Clive Hamilton）：《关于“美好的人类世”的自然神学》（The Theodicy of the "Good Anthropocene"），刊载于《环境人文学》（Environmental Humanities），2015年，第7期，第233—238页。
[4] 请参考厄尔·C.艾力斯与纳温·拉曼库提（Navin Ramankutty）：《把人放在地图上：人类活动在世界各地所产生的生物群落》（Putting People in the Map: Anthropogenic Biomes of the World），刊载于《生态与环境前沿》（Frontiers in Ec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2008年，第6期，第439—447页，这段引文出自第445页。
[5] 请参考加布里埃尔·迪尔贝克：《人文科学与文化学视角下的人类世》，收录于加布里埃尔·迪尔贝克与乌尔特·施托博（Urte Stobbe）（编著）的《生态批判学导论》（Ecocriticism. Eine Einführung），科隆（Köln），2005年版，第107—119页。
[6] 相关文章可在以下网站http://www.economist.com/node/18744401查询。
[7] 赫尔穆斯·特里斯勒（Helmuth Trischler）：《人类世时代：科学史、技术和环境所面对的新挑战》（The Anthropocene. A Challeng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刊载于：《NTM——科学史、技术和医学通讯》（NTM –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2016年，第3期，第309—335页，这段引文出自第318页。
[8] 请参考注释7，第311页。
[9] 请参考达米安·卡灵顿（Damian Carrington）：《人类世时代：科学家宣布人类影响力时代曙光初现》（The Anthropocene Epoch: Scientists Declare Dawn of Human-Influenced Age），刊载于《卫报》（The Guardian），2016年8月29日。
[10] 例如澳大利亚最具影响力的气候学家威尔·斯蒂芬（Will Steffen）及其他作者：《人类世时代：概念和历史视角》（The Anthropocene: Conceptu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刊载于《皇家学会哲学汇刊A辑》（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A），2011年，第369期，第 842—867页，此处引自第862页；或法国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人类世时代的代理机构》（Agency at the Time of the Anthropocene），刊载于《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2014年，第45期，第 1—18页，这里引自第3页及其后页。
[11] 请参考西蒙·L.莱维斯（Simon L. Lewis）与马克·A.马斯林（Mark A. Maslin）：《定义人类世》（Defining the Anthropocene），刊载于《自然》，2015年，第519期，第171—180页。
[12] 保罗·J.克鲁岑和威尔·斯蒂芬：《我们已经身处人类世时代多久了？》（How Long Have We Been in the Anthropocene Era?），刊载于《气候变迁》（Climatic Change），2003年，第3期，第251—257页。
[13] 请参考扬·扎拉谢维奇：《关于进入时间的讨论：人类世时代始于何时？》（Die Einstiegsfrage: Wann hat das Anthropozän begonnen?），刊载于：于尔根·雷恩（Jürgen Renn）和贝恩德·谢勒（Bernd Scherer）（编著）：《人类世》（Das Anthropozän），柏林，2015年版，第160—180页。
[14] 请参考威尔·斯蒂芬及其他人：《人类世的轨迹：大加速》（The Trajectory of the Anthropocene: The Great Acceleration），刊载于《人类世评论》（The Anthropocene Review），2015年，第1期，第81—98页。
[15] 请参考德博拉·A.斯通（Deborah A. Stone）：《政治悖论：政治决策的艺术》（Policy-Paradox. The Art of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第3版），纽约（New York），2012年版；彼得·H.费恩德特（Peter H. Feindt）和丹妮拉·克莱恩施密特（Daniela Kleinschmit）：《肇事者、受害者和救助者：德国报纸中的疯牛病和农业政策》（Verursacher, Opfer und Helfer. BSE und Agrarpolitik in deutschen Zeitungen），刊载于《新社会运动研究期刊》（Forschungsjournal Neue Soziale Bewegungen），2004年，第3期，第93—98页。
[16] 详细内容请参考加布里埃尔·迪尔贝克：《有关人类世的叙事：对跨学科讨论的系统化梳理》（Narrative des Anthropozän – Systematisierung eines interdisziplinären Diskurses），刊载于《文化学期刊》（Kulturwissenschaftliche Zeitschrift），2018年，第2期。
[17] 引自莱茵霍尔德·雷恩菲尔德（Reinhold Leinfelder）和其他人：《人造地球：人类世突破了自然、文化和技术之间的边界》（Die menschengemachte Erde. Das Anthropozän sprengt die Grenzen von Natur, Kultur und Technik），刊载于《文化与科技》（Kultur und Technik），2012年，第2期，第12–17页，这里的引文出自第15页。
[18] 彼得·斯洛特戴克：《人类世：再现着走向地球历史边缘的过程及现状吗？》（Das Anthropozän - ein Prozess-Zustand am Rand der Erd-geschichte)，刊载于于尔根·雷恩和贝恩德·谢勒（所引书目请参见注释13），第25–44页，此处内容引自第36页和第25页。
[19] 克里斯托弗·博纳伊：《地质性转折：有关人类世的叙事》（The Geological Turn. Narratives of the Anthropocene），刊载于克莱夫·汉密尔顿及其他人（编著）：《人类世和全球环境危机：反思现代社会》（The Anthropocene and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Crisis: Rethinking Modernity），伦敦（London），2016年版，第 15–31页，这里引自第26页及其后页。
[20] 于尔根·雷恩和贝恩德·谢勒：《导论》（Einführung），所引书目请参见注释13，第15页及其后页。
[21] 德语版：伊丽莎白·科尔伯特：《大灭绝时代：一部反常的自然史》（Das sechste Sterben. Wie der Mensch Naturgeschichte schreibt），柏林，2015年版。
[22] 请参考威尔·斯蒂芬及其他作者（所引书目请参见注释10），第862页。
[23] 请参考约翰·罗克斯特伦（Johan Rockstroem）及其他人：《人类的安全操作空间》（A Safe Operating Space for Humanity），刊载于《自然》，2009年，第461期，第472—475页。
[24] 弗里德里希·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二部分）：重大事件》（Also sprach Zarathustra II: Von grossen Ereignissen），收录于乔治·科利（Giorgio Colli）与马奇诺·蒙第纳里（Mazzino Montinari）编辑的《尼采作品全集》（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第1卷，第6部分，慕尼黑（München），2003年版，第164页。
[25] 请参考迪佩什·查卡拉巴提与卡特林·克林甘（Katrin Klingan）的会谈，“共同、却有区别的责任”（"Eine gemeinsame, aber differenzierte Verantwortung"），刊载于于尔根·雷恩和贝恩德·谢勒（所引书目请参见注释13），第142—159页，这里引自第151页。
[26] 请参考彼得·斯洛特戴克（所引书目请参见注释18），第27页。
[27] 请参考杰森W.摩尔（Jason W. Moore）（编著）：《资本新世中的人类世？自然、历史和资本主义危机》（Anthropocene of Capitalocene? Nature, History, and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奥克兰（Oakland），2016年版。
[28] 保罗·J.克鲁岑和威尔·斯蒂芬（所引书目请参见注释12），第256页。
[29] 请参考迪佩什·查卡拉巴提（所引书目请参见注释25），第153页。
[30] 斯蒂芬及其他人（所引书目请参见注释14），第91页。
[31] 请参考米歇尔·D.马斯特兰德拉（Michael D. Mastrandrea）和斯蒂芬·施耐德（Stephen H. Schneider）：《应对气候变化》（Vorbereitungen für den Klimawandel），刊载于保罗·J.克鲁岑及其他人：《地球太空船没有紧急出口：人类世的能源和政治》（Das Raumschiff Erde hat keinen Notausgang. Energie und Politik im Anthropozän），法兰克福（美茵河畔）（Frankfurt/M.），2011年版，第11—59页，这里引自17页及其后页。
[32] 请参考汉斯·约阿希姆·谢恩胡贝尔和维罗妮卡·胡贝尔（Veronika Huber）：《融化和神秘化：缓解性策略与适应性策略的对比分析》（Melting and Mystific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Strategies），刊载于保罗·J.克鲁岑及其他人（编著）：《人类世时代山地冰川的命运》（Fate of Mountain Glaciers in the Anthropocene），梵蒂冈（Vatikanstadt），2013年版，第1—18页，此处引自第7页。
[33] 克劳斯·莱格维（Claus Leggewie）和哈拉尔德·韦尔策（Harald Welzer）：《我们所知道的世界末日：气候、未来和民主的机会》（Das Ende der Welt, wie wir sie kannten . Klima, Zukunft und die Chancen der Demokratie），法兰克福（美茵河畔），2009年版，第230页。
[34] 克里斯蒂安·施瓦格尔：《人类时代：是破坏，还是构建？今天的我们如何创造明天的世界》（Menschenzeit. Zerstören oder Gestalten? Wie wir heute die Welt von morgen erschaffen），慕尼黑，2012年版，第323页。
[35] 请参考克莱夫·汉密尔顿（所引书目请参见注释3）。
[36] 在http://www.ecomodernism.org/deutsch中可以查阅《生态现代主义宣言》。
[37] 克里斯托弗·博纳伊和让—巴蒂斯特·弗瑞索兹（Jean-Baptist Fressoz）提出了这样的批判，请参见他们的《人类世的冲击》（The Shock of the Anthropocene），纽约等地，2015年版，第79页。
[38] 乌苏拉·海瑟（Ursula K. Heise）：《后人文主义：对人类进行新的思考》（Posthumanismus. Den Menschen neu denken），刊载于妮娜·穆勒斯（Nina Möllers）以及其他人（编著）：《欢迎来到人类世：我们对地球未来所担负的责任》（Willkommen im Anthropozän. Unsere Verantwortung für die Zukunft der Erde），慕尼黑，2015年版，第 38—42页。
[39] 请参考布鲁诺·拉图尔（所引书目请参见注释10）。
[40] 罗西·布拉伊多蒂：《超越人类：后人文主义》（Jenseits des Menschen: Posthumanismus），刊载于《从政治和当代史出发》（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APuZ）），2016年，第37—38期，第33—38页，此处引自第36页及其后页。
[41] 伊娃·霍尔恩（Eva Horn）和彼得·施尼德尔（Peter Schnyder）：《浪漫主义气象学》（Romantische Klimatologie），刊载于《文化学期刊》（Zeitschrift für Kulturwissenschaften），2016年，第1期，第9—18页，此处引自第10页。
[42] 请参考罗伯特·埃米特（Robert Emmet）和托马斯·勒康（Thomas Lekan）：《导论》（Introduction），刊载于《RCC视角：环境变化与社会变迁》（RCC Perspectives. Transformations in Environment and Society），2016年，第2期，第7—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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